从自贡到成都，我坐了趟野租车，结果发现了一个江湖

那天下午三点，我站在自贡客运站门口，太阳晒得人发昏，手机软件上显示，最近一班去成都的正规大巴要等一个半小时，正烦躁地刷着屏幕，一个声音就从旁边飘了过来：“成都，成都，马上走，差一位！”

扭头一看，是个皮肤黝黑的大哥，靠着辆半旧的白色轿车，嘴里叼着烟，眼神扫着来往行人，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野租车”了，我犹豫了大概三秒——是去候车室干等，还是冒险一把？对早点到达的渴望，加上一点该死的好奇心,让我拖着箱子走了过去。

“好多钱？”我问。 “一百八，走高速，巴适得很。”大哥吐了个烟圈，报了个比大巴贵、比正规网约车又便宜一截的价格。 “走嘛。”我拉开车门。

车里已经坐了两个人，副驾是个抱着公文包的年轻小伙，后排靠窗是个大姐，脚下放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，我挤进后排，一股淡淡的烟味、皮革味和说不清的复杂气味混合在一起，大哥麻利地发动车子，没走客运站正门，而是熟练地拐进旁边一条小巷，七弯八绕，避开了可能的路检点，江湖之旅，从这“潜行”般的开场,正式开始了。

车子驶上高速，大哥的话匣子也打开了，他自称“老陈”，跑这条线快十年了。“以前更热闹，”他握着方向盘，声音带着点沙哑，“自贡到成都，自贡到重庆，都是‘黄金线’，车站外面，像我们这样的车，能排成一条龙，现在不行喽，平台抢生意，管得也严。”

老陈说，干这行，眼睛要毒，得会看人——哪些是真心想走的，哪些是来问着玩的，甚至哪些可能是“钓鱼”的，也得熟悉所有的“关节”——哪条小路能避开检查，哪个服务区休息最不惹眼，几点钟哪个路段可能有巡查，这不是简单的开车，这是一门需要经验、人脉和一点胆量的“手艺”。

“我们也不容易，”老陈叹了口气，“风里来雨里去，车是自己的，油是自己加，风险自己担，平台抽成高，我们这算是给手头紧、赶时间的人，多一个选择。”这话，像是说给我听,也像是说给他自己听。

这时，一直沉默的副驾小伙接了话，他说他在成都工作，经常往返，坐野租车是常事。“快，灵活，有时候加班晚了，没大巴了，他们还在，价格也能谈，熟客还能便宜点。”但他也承认，有一次遇到个司机，车开到半路说要多加钱，不然就下车,搞得非常不愉快。

后排的大姐也加入了闲聊，她是去成都看儿子的，带了一袋子自贡的冷吃兔和桔柑。“大巴东西多不好放，他们这个方便，能送到小区门口。”这种车带着点熟人社会的便利，虽然知道不安全，但“都是老乡，跑这条线的，多少有点脸熟”。

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看向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，这辆普通的轿车里，仿佛是一个微缩的社会，有老陈这样，在行业缝隙里求生存，带着点草莽气的服务提供者；有小伙这样，追求效率和性价比，偶尔也承受风险的年轻乘客；也有大姐这样，看重便利与人情味的传统顾客，他们因各自的需求，暂时汇聚在这个移动的金属空间里，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、没有合同保障的契约。

车子驶入成都范围，天色渐晚，老陈的手机响个不停，都是约返程车的，或者同行之间互通路况消息，他们有自己的微信群，哪里查车，哪里客多，信息流动得飞快，这是一个看不见的、充满生命力的网络。

终于，按照乘客们各自的要求，车子先后在了一个地铁口、一个小区门口和我指定的地点停下，没有正式的告别，大家点点头，说声“谢了师傅”或“慢走”，便融入成都璀璨的夜色里，我付了钱，老陈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名片，“下次需要，提前打电话。”

站在街头，回头看去，老陈的车已经掉头，亮着尾灯，准备去接下一批“有缘人”了，这趟野租车之旅，我买到的不仅仅是一段位移服务，我瞥见了一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江湖，它粗糙，充满不确定性，却也灵活地填补着需求的空白，维系着特定人群的生计与便利，它不像正规军那样旗帜鲜明，纪律严明，却像野草一样，在规则的缝隙里顽强地生长着,有着自己的一套生存逻辑和人情温度。

我得说，不鼓励大家盲目选择，安全、保险、维权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，但或许，在思考城市交通、出行服务的多样性时，这个“江湖”的存在，也能给我们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视角：在最基本的“从A到B”的需求之下，那些鲜活的人，和他们所构建的、充满韧性的生活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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